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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為任正非和富士康郭臺銘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:中國制造下一步在哪兒?

2019-07-12 14:00 來源:52RD 編輯:Janet

在中國四大一線城市之一的深圳,西邊坐落著富士康,它是制造的驕傲;東邊屹立著華為,它是技術的野心。

任正非和郭臺銘有不少共同點,比如都當過兵,前者1974年入伍,是部隊的“學毛選標兵”;后者1971年入伍,抽到了“金馬獎”—駐扎在常被對岸炮轟的金門和馬祖。后來,他們一個以狼性文化的管理走紅,一個被“血汗工廠”的污名纏身,但他們都是中國人口紅利的受益者。

華爾街日報記者在2007年來到深圳,那是媒體第一次踏足位于龍華的城中之城:高墻包裹著層層廠房,餐館、銀行、網吧和雜貨店犬牙交錯,500多臺電視滾動播放著健美操、安全生產宣傳片和富士康電視臺的新聞,甚至下水道的井蓋上也印著“富士康”。文章里,這里被稱做“郭臺銘的紫禁城”。

任正非則顯得高深莫測,除了1988年《深圳特區報》上一段不到30個字的采訪,就再也沒怎么拋頭露臉過。盡管此時的華為已逐漸成為一個龐然大物,但任的名氣幾乎只局限在通信行業,在這個小圈子里,流傳著種種關于他的性格、財富、家庭、秘書等似真非真、似假非假的傳聞。

等他們再一次和媒體與公眾產生交集,是在2010年。這一年的5月,富士康發生十二起員工跳樓事件,媒體頃刻間涌進龍華科技園,肆無忌憚的打量著眼前的代工巨人。時值60大壽的郭臺銘連夜趕往深圳,面對鏡頭三度鞠躬致歉,幻燈片投影的光線打在他的臉上,宛如血斑。

同年年底,任正非將手機業務升級為公司三大業務板塊之一,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,要做到世界第一。兩年后,華為Ascen-d P1和Ascend D相繼面世,余承東親赴門店站臺,但手機散熱乏力、性能孱弱,銷量雪崩,任正非當著團隊的面,怒摔了手上的華為手機。

這是一個值得反復書寫的年份,富士康的紫禁城出了亂子,華為的終端戰略首戰慘敗。在那個十字路口,任正非和郭臺銘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:中國制造下一步在哪兒?

華為任正非和富士康郭臺銘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:中國制造下一步在哪兒?

01.  分野

2010年的郭臺銘,應該還沒有夢見過媽祖。

第8起跳樓事件發生后,他專門從五臺山請來高僧做法事,奈何鬼神修為尚淺,5月剩下的20多天里,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起自殺相繼發生。5月26日,正在臺灣陪同四川省委書記考察的郭臺銘匆匆趕往深圳,臉上寫滿了還未散盡的惶惶不安:“我現在最怕晚上11點后接到電話?!盵4]

當晚11點20分,23歲的甘肅籍員工賀某從宿舍7樓陽臺跳樓身亡。5個小時后,25歲的湖南籍員工陳某在樓頂割腕自殺,被發現后送醫搶救。

第二天,全球200多家新聞媒體涌入這座紫禁城。這里有郵局、有銀行、有學校、有醫院,有占地1.25萬平方米的廚房,每天消耗40噸大米、10噸面粉、30噸蔬菜、200頭豬、6萬個雞蛋和500桶食用油,供養園區里30萬名工人。對他們來說,富士康就是深圳,深圳就是富士康。

郭臺銘道歉了,也覺得委屈。那一年,他領導著90萬名員工,單是為員工洗衣服一年就要花掉6000萬。如果富士康是一只軍隊,郭臺銘會是全球第六的軍事強權。他告訴媒體,深圳有幾十萬工人,99.99%的人生活都很正常,“你把我從樓頂丟下去,我也不能保證后面沒有人自殺?!?

一年之前,“中國工人”在美國《時代》雜志當年的“年度人物”評選中位居次席,他們被稱為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“保8”的幕后功臣。但當自殺新聞蓋過世博會的風頭時,人們才發現廠房背后盡是被機器捆綁的痛楚與瘡痍,若非媒體大張旗鼓的討伐,大多數人還不知道郭臺銘是何人,富士康為何物。

這個名字誕生在1985年,創業的第十年,郭臺銘決定用一個英文品牌把公司推向世界。FOX代表模具(Foxcavaty),CONN代表連接器(Connector),是他起家的兩個寶貝。后來,他又給剛剛進入富士康的大學生寫了幅對聯:富士則康,聚財乃壯。

三年后,年過不惑的任正非和幾個合伙人,在南油新村一個居民樓里成立了華為,開始代理香港出產的交換機。同一年,郭臺銘在寶安的西鄉崩山腳下租了棟五層廠房,在環繞廠房的成片荒草中,他對著從廣東豐順招來的150名員工說,“這里將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工廠!”[1]

工廠生產連接器,那是整臺電腦最不起眼的部件,但郭臺銘在對的時間選擇了對的地方:他來深圳的那年,臺灣工人的平均工資突破了2500元,同期大陸的作業員只能拿500塊的月薪。三年后,鴻海在臺灣上市,西鄉崩山腳下那塊逼仄之地,已經裝不下郭臺銘的野心了。

他看中了緊貼深圳市區的龍華,“龍在中華,這個名字太好了,這里就是中華龍首!”在齊人高的雜草堆里,來深圳第五年的郭臺銘對著身邊的政府官員振臂一呼:“看得見的土地,我都要了!”[2]余音未散,廠房拔地而起,代表深圳迎接那些勤勞、踏實、努力,而且便宜的南下勞動力。

富士康的每一個銷售都會說那句口頭禪,“你自己做,不如我做便宜。你讓別人做,也不如我做便宜?!本瓦@樣,郭臺銘從LG嘴里搶來了蘋果的訂單,并把思科和IBM的訂單也收入囊中。臺灣的同行坐不住了,郭臺銘便反嗆,“廣達、英業達、大眾的訂單都是我介紹的,明明是他們搶的我,怎么成了我搶他們?”[1]

不到五年時間,龍華就筑起了城中城。成片廠房一層生產連接器,一層上產主機板,一層生產機殼,還有一層組裝,一臺臺電腦從流水線上下來,根本不需要倉庫,直接拉到碼頭運走。在園區走一圈,IBM的高管也忍不住感慨,“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堵車,全球PC市場都要缺貨?!?

當時,中國南方最時髦的東西是房地產,各路熱錢飛蛾撲火般涌向南方,海南800億、北海300億、惠州150億。就連柳傳志也未能免俗,在惠州以“國際電腦城”的名目進行招商。日后回憶起這次頭腦發熱時,柳傳志說,“如果再讓我來一次,我可能還會這樣選擇?!盵6]

任正非倒也不是沒干過投機的事,華為初創時雖名為技術,但做的是貿易,據說還賣過減肥藥。后來,華為靠著倒賣香港出產的交換機,賺了第一桶金。

深知靠倒賣走不長的任正非,在1990年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。1992年,放棄清華博士學位加入華為的鄭寶用牽頭,和華中科大校友郭平一起研制出了能夠容納500個電話用戶的HJD48交換機,大獲成功。第二年,任正非在蛇口的一個小禮堂里開會,抹著眼淚說,“我們活下來了”。

嘗到人才甜頭的華為,從1992年起開始在名牌大學設立獎學金,大手筆招攬理工科人才。后來,華為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組建了研究所,任正非有次去視察,覺得人太少,時任所長辯解說人多了沒事兒干,任正非生氣地說,“我叫你招你就招,沒事做,招來洗沙子也可以?!?

1998年,華為一口氣從全國招了800名畢業生,第二年,又是2000名畢業生南下深圳,據說華為在高校招聘會上放出豪言,“工科碩士全要,本科前十名也全要!”[6]華為招聘人員甚至混進Top10高校的男生宿舍,看到在打游戲的男生,就湊過去問:同學,找到工作了嗎?

2000年,碩士在華為的月薪已經能達到8800元,還有幾萬十幾萬的年終分紅[6],比深圳一般公司高很多。一邊是應屆生在華為拿著高收入,一邊是任正非借高利貸發工資,據說最困難的時候,華為還制定過一個內部政策:誰能給公司借來1000萬,誰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,工資照發[6]。

后來,連郭臺銘都忍不住抱怨[4],“華為的任正非,公司就在隔壁。我們很多同事都辭職去華為,都能拿到兩倍的薪水?!眴T工聽到老板抱怨之后,辭職的更多了。

任正非也在對的時間選擇了對的地方:90年代的深圳不知道裝了多少發財夢,使得華為成為了中國工程師紅利的最大受益企業之一。鄭寶用在33歲那年拿到了科技界最高殊榮“中國青年科技獎”,共同研發“C&C08”的李一男不到25歲成了華為研發一把手,這背后是任正非一以貫之的樸素觀念:讓搞技術的人賺到錢。

1994年8月,C&C08萬門機落地江蘇邳州,經過兩個月的上線調試,大獲成功,與之后的C&C08 2000門交換機一起橫掃中國電信市場。到1995年,銷售額已經達到15億,此后每年翻倍增長,成為全球歷史上銷量最大的交換機,也成就了華為在世紀末的高速發展。

日后的一切都能在深圳找到答案,兩家公司在一片狂熱中踩中了中國經濟全面加速的兩腳油門:龍華的工廠還沒落成,郭臺銘就把那句“我都要了”在昆山又喊了一遍;同一年,華為在美國成立了分公司RANBOSS,中文翻譯過來就是“任老板”,任正非勃然大怒,把名字改成了Futurewei。

富士康在全球化的浪潮里節節勝利,華為則在世紀之交的互聯網泡沫中迎來了第一個冬天。

華為任正非和富士康郭臺銘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:中國制造下一步在哪兒?

02.  騰飛

2001年,富士康拿到了英特爾P3和P4主機板的訂單,閑不住的臺灣媒體給郭臺銘扣上了“民營制造業老大”和“臺灣科技首富”的帽子,把郭臺銘嚇得不輕。他辯解說,“我告訴各位,廣達是我大哥,廣達絕對是老大。仁寶是老二,華碩和明基排老三老四,我怎么也是五名開外?!盵2]

故作謙虛背后是藏不住的眉飛色舞,當下屬從美國來電,匯報富士康獲得英特爾的生產許可時,郭臺銘激動地說,“這是富士康的重要里程碑!”從連接器、模具,到機殼、主機板,依靠在大陸的廣泛布局,富士康已經吞下了整個電腦制造的鏈條,與芯片霸主英特爾深深綁定在了一起。

比起郭臺銘的春風得意,任正非的2001年不太好過。在那年10月的干部會議上,任正非拋出了《華為的冬天》,“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,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,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?!?

兩年前,任正非本想用內部創業計劃,清理掉喪失奮斗精神的“沉淀層”,沒想到技術人才成了流失的主體。2000年,李一男離職創業,那封“絕不做華為敵人”的感謝信還沒消化完,華為在數據通信領域最強勁的對手就立了起來。一起出走的,還有200多個業務與技術骨干。

那次會議上,任正非總結了自己過去的決策失誤:痛失PHS、CDMA和手機終端三大通信增長點。PHS成就了UT斯達康和小靈通的一代霸業,CDMA為高通的快速崛起埋下了伏筆,留給華為的只有IT泡沫破碎帶來的通信設備投資萎縮。

2003年,任正非差點以100億美元的價格把華為了摩托羅拉,幾乎所有的談判和文書工作都已經完成,但對方領導層的變更導致交易流產。擺在任正非面前的,變成了3G的漫漫之路。

最終,曾放言“誰要做手機誰下崗”的任正非組織了手機終端立項討論會,宣布華為要成立獨立的終端公司做手機。2003年11月,公司正式成立,預算10億元,差不多是當年的凈利潤。

當時,只要有手機牌照,給別人貼牌一部就能賺好幾十塊,手機廠商在信息產業部門口排起長隊,華為直到2005年才拿到生產和銷售許可。為了推廣3G,華為和運營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機,運營商提供要求,華為生產,利潤只能勉強給研發輸血。

這段時間,支撐華為活下來的是海外的縫隙市場。2003年底,華為在香港擊敗了愛立信和西門子,拿到了當地3G運營商1億美元的訂單。在俄羅斯市場,華為陸續拿下GSM設備供應和光傳輸干線的訂單,緊接著,歐洲幾家老牌3G數據卡供應商也慢慢感受到了華為的壓力。

支撐華為攻城略地的還是國內低廉的人力成本優勢,無論是研發、管理,還是工程、售后,每個環節的性價比都令歐洲同行難以企及。后來李總理在羅馬尼亞問及華為在歐洲的運營情況,任正非直言不諱,“華為現在是賣高價,賣低價就把西方公司都搞死了?!?

如果說任正非有什么信仰,那也許是“知識”。華為的數據卡全部基于高通的基帶解決方案,由于高通對中興的扶持,華為的數據卡芯片在2007年后經常斷貨。那年年底,老將王勁從歐洲返回上海,主導海思基帶芯片項目。2009年,華為WCDMA數據卡芯片問世,支撐華為在當年拿下了歐洲70%的市場份額。

柳傳志的愛將郭為曾造訪華為,任正非直截了當的勸他不要做研發,“你要做就得大做,小打小鬧還不如不做?!甭撓肟偛脳钤獞c訪問時,任正非也說過類似的話,“聯想想發展成技術型的企業,股東和投資人不答應,還是難!”[6]

相比之下,郭臺銘信過很多東西,信過成吉思汗、信過關公、信過媽祖,所有人都叫他“臺商”,祖籍山西的郭臺銘說自己是“晉商”,是關羽的老鄉。1999年,臺灣晉商郭臺銘回晉城老家祭祖,順手放下了一座模具工廠。十年之后二度祭祖,模具工廠已經變成了1058畝的富士康工業園,風頭直逼龍華大本營。

那時,“血汗工廠”的帽子還沒扣下來,富士康就是產值、就業、GDP,大陸是成本、政策、勞動力,郭臺銘和廣袤的中國腹地開啟了十年蜜月期。

山西有了富士康,山東坐不住了。據說煙臺政府為了勾起郭臺銘的桑梓情懷,專門找到了其母初永珍當年住過的老房子,辦好房產證送到深圳[4]。郭臺銘喜不自勝,3.3平方公里的煙臺富士康科技園隨即破土動工。

2005年,為了爭取富士康到武漢投資,當地政府專門成立“富士康工作班”,耗時四個月完成了一部長達40萬字的報告,分析武漢的優勢與富士康發展相結合的前景。隨后,工作班又耗資30萬制作了一部專題片,帶到深圳播放??吹狡小吧剿赘?、環境納士、佛嶺蘊康”的字幕,郭臺銘忍不住稱贊“唯楚有才!” [8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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